古史探新意

——評《走進殿堂的中國古代科技史》

　　1978年3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學者編撰《中國古代科技成就》。2009年10月，科學史所再次組織學者編撰《走進殿堂的中國古代科技史》。時隔30年，在組織方式、編撰體例等方面，兩者看上去有奇妙的相似之處，甚至有幾位作者先后參加過兩書的寫作。撇開表面的巧合可以看到，后者充分反映了科學史界30年來的研究進展，不論在知識深度、實證方法、思想認識方面，還是在寫作形式上，都有很大提升。

　　就《走進殿堂的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目錄看，不少標題似曾相識，閱讀中卻會發現，文中運用了新的研究觀點和方法。如“中國古代都城宮殿”、“中國古代禮制建筑”等有關建筑的內容，從更深的層次探討問題。在“建筑技術”部分，傅熹年院士用他的觀點和方法，分析了以往為我們“熟悉”的經典建筑。如紫禁城幾乎無人不曉，但許多人都停留在規模大小、宮殿數目、臺基高度等表觀認識上，傅熹年引導讀者用“方格網”重新認識紫禁城的規劃。

　　在本書中，新的研究觀點還表現在引導讀者對熟知的史實進行思考。比如，一般人都知道中國古代金戈鐵馬，刀鋒劍利，兵器成就非凡。那么，為何中國在近代沒有發展出堅船利炮？軍事史專家王兆春參加過《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撰稿，當時對中國古代兵器的成就贊頌有加，在其后的深入研究中，除了補充新的材料，他也開始探討中國軍事技術由盛轉衰的原因,本書就反映出他這些年來的思考。例如，分析從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中國軍事技術由盛而衰的原因。以火器的制造與使用為例，王兆春大致歸納出幾點原因：一是生產方式落后決定了軍事技術的衰萎；二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控制導致軍事技術時興時衰；三是對軍事人員采取時揚時抑的政策埋沒了創新成果。他認為，傳統不變的科技理論基礎與思維方式限制了軍事技術水平的提高，是最重要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像這樣的探討，既褒揚成就，也坦陳問題，對讀者有新的啟示。

　　近幾十年，中國科技史研究領域大為拓展，研究方法有引入，有創新，帶來諸多新成果，在本書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以造紙技術為例，長久以來，圍繞“紙”的定義之爭難分難解。而對于造紙術發明早期使用什么樣的工藝流程，何時開始使用紙藥，何時出現抄紙法等問題，不能給予明確的回答，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充分的證據。中國科技大學張秉倫教授生前重視對現存傳統造紙工藝的調查，明確了若干不同的工序和原料來源；李曉岑等青年學者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造紙工藝進行調查，發現了古代造紙工藝演化的寶貴線索。

　　閱讀可見，本書突破以往就中國論中國的狹隘視野，擯棄臚列中國多少“世界第一”的自大心理，特別在全書開篇設一講“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中國古代科學和技術”，以這樣的理論視野觀照，早期與中華文明萌芽大致平行的有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與恒河流域文明，晚些有愛琴文明。

　　《走進殿堂的中國古代科技史》沒有止于列舉導致西方發生科學革命的要素，而是在全書結語“科學史若干理論問題”中，重點介紹了“李約瑟問題”。不同于數學中的難題，“李約瑟問題”更接近于一個“主題論綱”，而不是一種具有唯一解答或多種解答的科學難題。圍繞著這一“論綱”，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中國古代科學與文明的動力學展開探索和論述。

　　進一步的介紹使讀者知道，李約瑟工作的意義早已超出了“中國古代”和“科學技術”的范疇，他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最終目標是促進人類文明間的相互理解，特別是把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樣板展示給西方讀者，以鼓吹其新人文主義和科學進步論的理念。讀者揣摩后明白：李約瑟的研究意義之一就是，在處理人類文明演進歷程時，以中國為例闡述了非西方傳統的貢獻，從文化多樣性和科學普適性的高度對長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義”給予毀滅性的一擊。在李約瑟眼中，所有非西方的文明不再被視為“落后”的，而近代科學不過是眾多不同文明中科學知識的總匯。（戴吾三）

　?。?/FONT>《走進殿堂的中國古代科技史》 路甬祥 主編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