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改革”早已不是一個新鮮詞，她成為中國高校的熱門話題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如在招生、培養、教學、后勤、分配等方面改革的倡議和實施，幾乎沒有停息。特別是近十年來，部分高校實施教師聘任制度的改革，更一度使原本局于一域的高校改革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所在。但客觀地說，高校的改革似乎也一直處于風聲大雨點小的境地。何以一方面改革措施連綿不斷，另一方面卻又總體波瀾不驚呢？我覺得這兩年頻繁被提起的一個詞——“綜合改革”，倒是可以折射出此前的種種改革，雖然有規模，也出成效，但尚沒有上升到高校整體的高度，也沒有深度觸及到高校之根本。作為學術共同體的大學，“綜合改革”的邏輯正是建立在高?！耙槐P棋”的基礎之上。棋盤上的棋子雖然各有作用，也各有走法，但如果不能在整體觀照、綜合考慮之下來進行，則局部的棋走得再穩健再出色，也未必會對大局形成根本性的影響。因為一枝一節的改革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舊的機制或模式，但對于作為一個整體意義的高校來說，所有的環節必須互相支撐、彼此約束，才能使高校進入快速而良性的循環之中。

　　那么，綜合改革是不是可以簡單理解為對已有高校運轉模式進行全面更新呢？我的看法是否定的，畢竟歷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創造歷史并不能以割斷歷史為前提。從本質上說，所謂“綜合”只是一個概念，是立足于整體的一種改革思維而已?！熬C合”除了需要大局觀，更需要主體觀。高校的主體是什么？當然是教師，因為只有“教師”的身份，才能綰合到高校的方方面面，教學、科研，教書、育人，教師都在其中擔當了主干的角色。所以，教師考評機制的建立周全，才會從根本意義上帶動“綜合改革”的全面推進。

　　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頒發《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這是新世紀我國第一個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也是今后一個時期指導全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其中第十七章便是“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專章，文件明確要求：“將師德表現作為教師考核、聘任（聘用）和評價的首要內容?！蓖瑫r強調應加強學校崗位管理，創新聘用方式，規范用人行為，完善激勵機制，激發教師積極性和創造性。2012年，國務院頒發《國務院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在要求構建師德建設長效機制之外，主張健全教師考核評價制度。完善重師德、重能力、重業績、重貢獻的教師考核評價標準。習近平同志近年有關高校的系列講話，也對高校教師的管理提出了不少指導性意見。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教育部正式頒發了《教育部關于深化高校教師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作為高?！熬C合改革”的重中之重，這份“指導意見”不僅有著充分的政策依據，而且深契當前的高校實際，“具有全局性、基礎性的影響”，其指導性和實踐意義值得充分估量。

　　總體而言，這份“指導意見”在時間跨度上，兼顧歷史，注重現實，著眼未來；以“師德為先、教學為要、科研為基、發展為本”為基本要求，突出此前較為忽略的教育教學業績和教學質量的考核；在考核評價的整體設計上，注重學科差異和分類管理，既嚴肅考評標準，又兼含合理的變通方法，使考評的剛性原則和“柔性”的人文關懷有機結合。相信這份“指導意見”會具有強盛的生命力。

　　作為長期在中山大學任教的人文學者，我深刻感受到“指導意見”對人文學科的“專業”關懷。人文學科確實與理工醫農等學科有著明顯的差異，在中山大學2015年文科工作會議上，羅俊校長對人文學科明確提出要“出思想”，在大文科觀念中，要有“入主流、立潮頭、走出去”的格局和氣魄。這一理念，正與“指導意見”不謀而合?？荚u制度固然需要有一定的剛性指標以彰顯制度的尊嚴，但這種剛性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所有高校所有學科都照搬同一標準。中山大學鼓勵人文學科為了“出思想”而支持他們做一個孤獨的思想者，并給與較為寬松的研究環境與研究周期。然而，作為一種有溫度的關懷，這種“寬松”并不是無條件的。一個哲學家、史學家或文學理論家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當然需要時間的沉淀，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但如果借口要“出思想”，長期逃避于考評機制之外，而最終一無所成，則制度的柔性就成為少數人揮霍光陰、滋生惰性的借口。所以考評周期的彈性控制在一定的時間范圍之內，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實際上，思想的醞釀和產出固然需要時間，但真正有價值的思想往往更需要集中的精銳思考，后續的時間只是對思想的調整、補充和完善而已。此衡諸中西，皆可以得到很切實的佐證。如康德完成著名的《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這“三大批判”的時間沒超過十年，劉勰撰寫《文心雕龍》，耗時也才四年多，而“三大批判”與《文心雕龍》都堪稱中外學術史上的巔峰之作。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高深的、有思想的并最終成為經典的著作，并非都伴隨著散漫的時光才能成就。你如果果然是康德、劉勰一類非凡之人，當然可以要求享受更寬裕的思考與寫作時間；但若你只是姓“康”姓劉，便不能因此高自相許，而需要用更多的勤奮來禮敬你的崗位了。

　　“代表性成果”的引入，將學術水準放在了職稱評審的首位，這與人文學科的特性也深相契合。因為職稱評審不同于勞模評選，論著數量不是最關鍵的，學術的深度、高度和廣度才是更重要的因素。我曾經將學術研究比喻為田徑中的跳高，頻繁地躍過很低的高度，那不過是低層次的重復，遠不如有一次或數次打破相關記錄，來得更動人心魄。所以，毫無疑問，“代表性成果”的評聘制度將會有廣闊的實踐空間。

　　真正科學合理的考評制度，應該對職稱評審之后教師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更切實的引導和督促意義。職稱晉升從本質上說應該是一個動力加油站，而不應該是一個可以長期躺著、靠著，無限放松愜意的驛站。如果職稱評定即如“上岸”，從此不關“水情”，則失去了職稱評聘的基本意義。如果某位學者在職稱評審前確實寫過一本很重要的著作或數篇高質量的論文，這使他們順利獲得相應的學術地位和職稱。但高校教師往往并非短期身份，而是一種持續性很長的職業，這意味著“一本書主義”或“三五篇主義”，只具有階段性的意義，而不能成為從此以后懈怠的資本。事實上，高校中對于科研持散漫之心的人大有人在，則約之以一定的考評制度，無疑對于高校教師消解惰性、積極投入科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導意義。

　　科研與教學的互生互發關系，在“指導意見”中得到了充分的強調。高校教師的身份注定了作為一名合格的教師，必須在教學和科研兩個方面都做出成績，才無愧于自己的崗位。最近網絡屢次報道了內地兩所高校個別老師因為長期致力于教學，而放棄科研和職稱晉升，以至于退休時仍是講師的情況。因為帶著獵奇的色彩，所以媒體也借此竭力宣傳教學的重要意義，以及放棄職稱和科研的不同凡俗，甚至由此而竭力推許其人格的偉大。言下之意，似乎注重科研，就是為一己名利之心，只有全身心投入教學，才是真正忘我的奉獻。其實這是一種十分有害的輿論導向。將主要精力放在教學上，固然應該鼓勵，畢竟教書育人是教師的基本職責；但因此放棄科研，卻不是一件值得嘉許的行為。不遑說教學與科研原本就非對立的關系，一個能真正將新的學術創見傳授給學生的老師，必然是一個讀書廣泛、能敏銳發現問題并有足夠的能力解決問題的人。高言放棄科研，或許是對學術的創造性心存畏懼，也可能連基本的研究能力也缺乏，因而連同職稱晉升一并放棄。否則，要顯示自己的不同流俗，至少也可將自己的讀書體會、學術見解付諸文字，即便不愿公諸當世，藏之名山傳之后人也未嘗不是一件風雅之事。

　　“指導意見”所涉領域眾多，以上僅就與自己專業相近的數條略抒己見，非敢自是，以此求教于各位專家。